摘 要:“十四五”时期,全国档案事业坚持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迈向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但也呈现出内向式发展制约协同效能发挥、转型乏力削弱档案事业发展韧性和档案赋能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等问题。“十五五”时期,档案事业的发展能力成为其适应新形势、服务新需求的核心支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需要以强化环境适应、重塑价值定位和提升执行效能为关键导向。据此,文章提出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十五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展望,系统阐释档案事业“能力建设”的概念内涵、核心特征及基本框架,为我国档案事业“十五五”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档案事业;“十五五”;规划;能力建设
2025年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时期的谋划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1]在即将迈入“十五五”时期的关键节点,审视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构建科学蓝图,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对于推动档案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课题组于2024 年6 月至12 月对全国范围内12个地区的档案主管部门、38家单位(包括16家综合档案馆、3家专门档案馆、1家企业档案馆、6家事业单位档案馆、4 家档案服务企业、8 家博物馆和村镇等)开展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了解其“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成绩与不足,以及对“十五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诉求与展望。在此基础上,笔者立足于对“十四五”时期全国档案事业发展状况的整体研判,深入分析“十五五”时 期 档 案 事 业 发 展 面 临 的 形 势 与 需 求,提 出“十五五”时期全国档案事业从“体系建设”向“能力建设”转型的发展思路,旨在为“十五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整体研判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档案事业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重要战略期。这一时期,全国档案事业在《“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指引下,坚持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迈向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1.1 “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的建设成绩
2023 年,国家档案局对《规划》实施情况开展了中期评估,结果显示规划实施进展顺利。[2] 首先,夯实发展基础,构建稳定格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背景下,《规划》明确提出档案治理体系建设,并将其置于首位。档案治理体系从“谁治理、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怎么保障”的整体治理观出发,全面谋划建设档案强国的宏伟蓝图。档案“四个体系”建设的整体格局逐步稳定、完善,建设档案强国的思路更加清晰。[3]档案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法规政策制度进一步健全,治理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江苏、上海、甘肃、重庆等1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完成了本区域档案地方性法规制修订工作。[4]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更加全面,传统档案与数字化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大,资源覆盖面和结构优化取得长足进展。截至2023 年底,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126846.5 万卷、件,馆藏电子档案 2289.6TB。[5]档案利用服务的社会价值更加凸显,服务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利用效率和便捷性大幅提升,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截至2023 年底,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开放22128.7万卷、件档案;同时,2023 年度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编研档案资料,公开出版956 种,内部参考1811种。[6]档案安全防线持续巩固,技术防控与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全面提升了档案资源的存储安全和信息保护能力。例如,各地高度重视档案外包服务中的安全隐患问题,通过印发文件[7]、开展专项检查[8]、实施专项整治[9]以及加强监管[10]等多种举措,切实规范档案外包服务工作,强化安全管理机制,确保档案实体和信息的绝对安全。 总体上,“四个体系”协调推进,不仅巩固了档案事业的基本盘,也为推动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更为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公众需求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深化档案信息化战略转型以及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协同推进、双轮驱动,显著增强了档案事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不仅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拓展了其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广阔空间。 其次,聚焦数字转型,推动现代化发展。数字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亮点。档案信息化强基工程成果显著,档案数字转型呈现多元化和深层次发展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档案馆建设步伐加快。通过打造信息化、现代化、智能化的数字档案馆(室)平台,全面优化档案馆的功能和服务模式,不仅支撑构建全面覆盖、内容整合的数字档案资源体系,实现档案数据的高效管理与智能利用,还充分提升资源管理效率和服务能力,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截至2023 年底,通过省级及以上档案主管部门认证的数字档案馆已达369 个。[11]二是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力度增强。建立起电子档案来源可靠、程序合理、要素合规的管理原则,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企业运营等领域的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通过优化管理规范和技术手段,确保电子档案在真实性、完整性、安全性和可用性方面达到高标准。同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深度应用进一步推动了档案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为全面适应数字时代的档案需求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福建省档案馆借助人工智能档案开放审核系统辅助完成120 多万件开放档案的审核任务。[12]三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成效突出。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于2022 年成功上线,标志着国家级档案综合服务迈出重要一步。地方层面,浙江省档案馆通过“省档案数据共享中心系统”贯通12个省级民生部门的31 个业务系统接口,汇集全省共享档案6000 余万件。[13]这些平台以资源整合和数据互联为目标,打破了信息壁垒,提升了档案服务的覆盖面与便捷性,推动了跨领域协同发展,全面增强了档案资源的共享与利用能力。 最后,强化赋能效应,凸显支撑价值。档案作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信息资源,依托“四个体系”的协调推进,展现出强大的整合力和支撑力。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在服务国家和社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截至2023 年底,全国共设有2437个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和1982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4]同时,2023 年度,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接待利用者 649.0 万人次,提供利用档案2844.0万卷、件次 ;接待政府公开信息利用者13.0 万人次,提供利用信息25.2 万件次;接待资料利用者20.2万人次,提供利用资料52.7 万册次;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举办档案展览3832 个,接待655.7 万人次参观展览。[15]上述数据充分说明,档案事业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社会发展、传承中华文化以及保护历史记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档案工作在服务领导决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档案工作在资政服务中的显著成效。例如,成都市档案馆自 2022 年以来,通过“每周一期”的全新资政参考报送方式,截至2024年 12 月,共报送132期,获市领导肯定性批示 12 次,其中市委常委批示10 次,持续推动多种成果转化,资政服务中心工作的成效显著。[16] 总体来看,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赋能,档案事业不仅在服务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了深远的战略价值,更在塑造国家记忆、传承文化基因和服务未来社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这种持续赋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1.2 “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的突出问题
首先,内向式发展制约协同效能发挥。档案事业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内向型”特征,与外部领域的协同互动较为有限,未能充分整合社会资源,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协同发展合力。这种内向性在推动跨部门合作和跨行业资源共享方面尤为突出,影响了档案事业的外部适配性和协作效能。例如,课题组实地访谈时有受访单位反映[17],“当前,档案馆和数据管理部门的业务往来基本上没有”“档案部门到现在仍然不认为自己管理的是数据,不融入数据部门,发展是不合理的”“大数据局、大数据中心,如何来切割我们(档案部门)的职能,这都是问题”“数据收集方面也有挑战,各个部门都在抢数据,档案部门应该怎么才能把有价值的数据管起来”。这反映了档案部门与数据部门在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方面的联系较为薄弱,缺乏主动和深度合作。基于此,有学者呼吁将国家档案局增补为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18]同时,档案资源本身以及与其他信息资源的有机融合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也制约档案在数字化时代的多领域整合与广泛应用。 其次,转型乏力削弱档案事业发展韧性。档案事业在数字转型过程中暴露出技术应用准备不足、创新能力较为薄弱、数据治理能力欠缺等问题,显著限制了档案体系在应对技术变革和外部需求时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由于数字化基础薄弱以及转型措施滞后,数字化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整体发展韧性亟待加以提升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需求。例如,课题组实地访谈时有受访单位反映[19],“我们的文件档案工作实际上还是双套制”“进馆档案以纸质档案为主”“由于目前馆藏档案数字化程度较低,在查询利用过程中翻找纸质档案的工作量较大”“主要档案还是接收纸质为主,只能在部分环节或是文种,比如说审核流程,基本使用单轨制”。总体来看,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档案资源的整合效率和管理水平,不仅削弱了资源的完整性和利用价值,还限制了档案事业在服务数字政府、优化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等方面的作用发挥,降低了其在数字化时代的适应力和核心竞争力。对此,有学者提出要加大档案数据治理力度,实现数智时代档案数据的“重做”与“重塑”。[20] 最后,档案赋能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显不足,其深层次价值未能得到全面挖掘,赋能效应未充分释放,制约了其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社会发展和推动文化传承中的关键作用。当前,档案事业发展在资源价值转化、社会影响力提升和文化传播创新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课题组实地访谈时有受访单位反映[21],“档案利用智能化手段落后,便捷程度还不高,内容全文检索还无法实现,流程也还不够方便,登记还是人工填单”“档案馆的普遍难点,就是档案如何活化利用,如何更好存史资政育人”“档案开放审核工作量短期内激增,推进较慢”“档案开放利用和共享方面,和群众的需求还有矛盾”“版权和知识产权保护落后,是当前工作重点之一”。《规划》中期评估结果显示,综合档案馆在档案开放工作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进度滞后问题。[22]上述这些问题都限制了档案资源的及时共享和有效利用,削弱了档案事业的赋能效应,还影响了其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中的实际贡献。
2 “十五五”时期全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形势分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3]在此背景下,全国档案事业既面临重大挑战,也迎来重要机遇,这对档案部门的“能力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
2.1 “十五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关键导向
在新形势下,强化环境适应、重塑价值定位、提升执行效能,已成为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方向。 首先,强化环境适应,增强发展积极性。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档案事业正处于深刻变革与创新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法规政策要求、创新技术驱动、多元社会需求、数据要素价值、信息安全压力和协同治理需求等多重挑战,传统以“体系建设”为核心的静态框架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发展的需求。要在这一动态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并增强发展动能,档案事业必须从“静态框架”向“动态能力”转型,增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力,提升应变能力和调整能力,使“体系建设”能够在动态环境中高效运作。同时,通过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工作机制,推动档案事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强劲发展动能,并不断在挑战中挖掘机遇,在变局中寻求突破,从而增强全行业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其次,重塑价值定位,增强发展内涵性。在档案工作目标任务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特别是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存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24] 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批示深刻揭示了档案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大意义。基于此,档案事业需要以更高阶的目标为导向,重新定位自身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公众服务中的战略价值,推动价值目标的重塑与功能的深度升级。这一价值转型的核心在于实现从“搭建舞台”到“主导演出”的角色转变,即档案事业须突破档案保存与管理的“存在价值”,逐步向“功能价值”转型,发挥更高层次的社会服务功能和发展支撑能力。这不仅是对传统定位的再认知,更是一次全面的价值升级。通过目标导向的清晰明确与体系功能的全面发挥,档案事业将不断拓展深层次发展内涵,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全方位进步。 最后,提升执行效能,增强发展动能性。《规划》已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体系框架,而“十五五”规划的关键在于强化实际行动力和执行力,确保这个体系框架的高质量实施,确保从设计蓝图到施工效果的高效转化。这需要规划与实施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重点,以全方位的“能力建设”作为核心,推动档案事业从“完善设计”到“高效执行”的深层转变,全面提升档案事业发展的质量、效能和可持续性。这种转变不仅在于执行力的强化,更在于为档案事业注入全新的发展动能,推动其在适应新时代需求中实现跃升。
2.2 “十五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能力要求 “十五五”时期,档案事业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以及社会需求的快速变化,档案事业的发展能力成为其适应新形势、服务新需求的核心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通过提升能力以更好地融入国家战略、执行法规政策、推进数字化转型、满足公众多元需求,是摆在档案事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第一,国家战略的实施要求不断提升融入能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数字经济、科技强国、文化强国、国家文化数字化等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要求档案部门提升战略融入、业务融入能力,更加主动融入国家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一方面,全面记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过程和成果,构建系统、完整、真实的档案资源体系,为党和国家发展留存可靠的历史凭证;另一方面,全力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档案服务。确保档案资源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发挥支撑作用,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化与国家战略的对接与融合,档案事业将实现从“被动配合”到“积极融入”的跨越,为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大局工作提供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支持。 第二,法规政策的完善要求不断提升执行能力。近年来,我国档案法规标准建设和政策设计取得显著进展,尤其是《档案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施行,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然而,自《档案法》修订实施4年来,因违反《档案法》被处罚的新闻报道却屈指可数,档案主管部门对违反《档案法》单位进行追责的通报也较为罕见。例如,课题组实地访谈时有受访单位反映[25],“近年来,各区在执法检查中均未作出不合格认定,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多为口头限期整改 ;各区均未作出过行政处罚决定,未能有效彰显档案法律法规刚性权威,未能充分发挥处罚案例惩前毖后的震慑作用。”这种现象反映出在档案法治实践中,执法力度和法治意识尚有不足。因此,要让法规政策真正落地见效,档案部门需要聚焦执行能力的提升。首先,要加快配套法规规章和制度标准的建设,形成覆盖全面、精细化、可操作的执行体系。其次,要切实提升基层单位的执行能力,通过人员培训、资源支持和技术赋能,确保法规政策能够在基层单位得到全面贯彻实施。最后,加强执行的监督与评估,建立健全执行效果反馈机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通过这些措施,全面提升档案部门的整体执行效能,确保各项档案法规政策有效落实,为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要求不断提升应用能力。在数字中国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加速推进下,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深刻改变档案事业的传统运行模式。面对这些技术变革,档案部门在档案“收管存用”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课题组实地访谈时有受访单位反映[26],“目前主要采用人工(方式开展档案工作),未来希望训练好人工智能,减少人工工作量”“不论是建各种系统或长期保存工作,新技术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难点在信息系统功能如何准确设计”“安全方面的问题比较严峻,AI技术目前的运用还是在局域网里”。上述访谈结果表明,档案部门需要加快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包括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强化人才储备和知识储备、全面提升技术应用能力等。 第四,公众需求的多元化要求不断提升服务能力。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公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档案服务面临新的要求与挑战。公众对档案资源的开放共享、智能服务以及创新利用寄予更高期望,期待档案事业在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方面实现突破。例如,课题组实地访谈时有受访单位反映[27],“需重点关注的挑战包括适应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保障档案信息安全、适应社会多样化档案利用需求等”“建议从社会需求出发,实现档案资源的变革化和创新展示”。这要求档案部门始终关注公众需求的动态变化,积极优化服务模式与手段,全面提升服务能力。通过不断优化服务能力,档案事业将更加贴近公众需求,为提高公众满意度和社会认同感提供强有力支撑。
3 档案事业发展“能力建设”的内涵与特征 “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是促进更高效发展的方法,其核心在于增强机构在推动和实现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履行职责的能力。[28]“能力建设”现已成为应对复杂环境、满足社会需求、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抓手。
3.1 档案事业“能力建设”的内涵
联合国是“能力建设”概念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多个领域的政策文件中均有提及。2015 年发布的《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能力建设”被列为“目标 17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定义,在全球范围内,“能力”(capacity)是指个人和组织以有效、高效、可持续的方式做出和执行决策并履行职能的技能(ability)。[29]“能力建设”涉及个人、制度和系统多个层面。在系统层面,它强调个人和组织在其中运作并与外部环境互动的整体政策框架。“能力建设”现已成为全球议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内涵不断演进,如今被广泛视为一个动态过程,旨在培养和提升个人、组织及社会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能力建设”这一概念已在国内外得以广泛应用。在国际层面,联合国各分支机构、世界银行和欧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纷纷将“能力建设”纳入其行动框架,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全球目标的重要战略手段。比如,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在2020年《旨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的能力建设战略草案》[30]中,强调“能力建设”的目标之一就包括体制建设和改善治理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北京市文物局在2024年联合发布《文化遗产管理能力框架》[31],提出了参与文化遗产管理的个人和组织应具备的技能和知识。 在国内层面,“能力建设”通常与治理体系密切相关,属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2013 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在这一框架下,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的框架基础和制度保障,为治理能力的发挥提供目标指引和支持;治理能力则是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和实践动力,通过实践和执行将治理体系目标转化为具体效能。此后,各领域也开始强化“能力建设”的概念运用,如法学领域提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和涉外法治能力建设”[32]、城乡建设领域提出“城市治理能力建设”[33]“乡村治理能力建设”[34]等。 总体来看,“能力建设”不仅是对当前环境的主动适应,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动态提升,旨在通过持续优化和完善,增强治理体系的灵活性、创新力和应变能力,以确保治理体系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高效运转并实现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档案事业“能力建设”是指一种在系统性思维指导下的整体谋划,其核心是通过强化实施和执行,在档案部门内部激活能够不断适应变化、优化运作、持续发展的内生驱动力。这种内生驱动力始终以执行为核心、以效能为导向,精准聚焦档案事业的实际需求和关键任务,并能够随内外环境变化不断发展和提升。
3.2 档案事业“能力建设”的特征
档案事业“能力建设”是档案领域中的时代命题。为更加清晰地理解其特征,本文通过与档案事业“体系建设”的对比,从多个维度分析了档案事业“能力建设”的主要特征(详见表1)。在核心目标上,档案事业“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具有同质性,均以“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档案强国建设”为终极目标,但实现路径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在问题聚焦上,档案事业“体系建设”聚焦框架性问题,目标是解决“如何运行”的问题,旨在通过构建科学、规范、统一的管理体系,夯实档案工作的发展基础,确保档案事业有序、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建设”聚焦执行性问题,目标是解决“如何提升”的问题,旨在通过提升档案机构的综合能力和服务水平,多维度增强档案法规政策的执行效能,推动档案事业的现代化发展。 在指向特征上,档案事业“体系建设”偏向内向型发展,关注档案系统内部规则的完善,强调自我规范化和优化;“能力建设”偏向外向型发展,关注外部环境的适应、外部需求的满足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强调适应社会和公众的多样化需求。 在发展特征上,档案事业“体系建设”偏向静态性,以长期稳定为目标,强调制度框架的持久适用性 ;“能力建设”偏向动态性,需根据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变化及时调整、革新。 在重点关注上,档案事业“体系建设”的重点关注在于体系和框架的完善,包括法规政策、标准规范、组织架构、机制设计、队伍建设等方面;“能力建设”的重点关注在于执行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包括治理能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机制运行、队伍活力等方面。“体系建设”是“能力建设”的基础和支撑,“能力建设”是对“体系建设”的延续与提升,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体系建设”强调“建好规则”,为档案事业提供基础与保障;而“能力建设”强调“用好规则”,为档案事业注入活力与竞争力。档案事业“能力建设”并非对档案“体系建设”的否定,而是建立在“体系建设”成果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能力建设”不仅继承了“体系建设”的框架性成果,还进一步聚焦于提升档案事业的执行力、创新力和适应力,以应对新时代多样化需求,推动档案事业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均以中国式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为框架,围绕“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档案强国建设”这一终极目标,共同为档案事业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十五五”时期全国档案事业“能力建设”的基本框架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35]“十五五”时期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务必要紧扣中国式档案事业现代化这一宏伟蓝图,矢志不渝地朝向建设档案强国的长远目标迈进。在“十五五”时期,档案事业需要从传统的静态“体系建设”转向动态“能力建设”,以适应新阶段的新要求。
图1 档案事业发展“能力建设”框架图 其中,“能力建设”应当被确立为核心发力点和战略重点。在发展目标上,通过全面推进“能力建设”,推动传统体系向高效能体系的转型升级,实现档案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突破式发展,迈向建设档案强国的目标。在主要任务上,“能力建设”的基本框架由“四大业务能力”(档案治理能力、档案资源管控能力、档案利用服务能力、档案安全保障能力)、“三大支撑力”(技术支撑力、人才支撑力、产业支撑力)和“两个外向力”(文化传播力、国际影响力)等部分组成。 首先,在基础业务层面,注重全面提升核心能力。这是档案事业“能力建设”的根基所在。核心能力的构建依托于“四个体系”转化为“四大业务能力”:一是强化档案治理能力。通过健全法规政策体系、优化管理流程和提升组织协调水平,切实增强政策执行力和跨领域协同效率。二是增强档案资源管控能力。在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引入精细化管理理念,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科学方法实现资源的全面整合与优化配置,提升档案资源的使用价值和可持续性。三是优化档案利用服务能力。通过聚焦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推动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共享,不断提升档案的开放程度和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公众和社会的多维需求,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四是夯实档案安全保障能力。构建全面、系统的安全防控体系,确保档案资源在存储、管理和利用过程中长期保存、安全可控,适应数字化转型中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环境。 其次,在支撑业务层面,构建强大的发展动力。这是档案事业“能力建设”的重要保障。具体来说,第一,以技术支撑力推动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与服务中的深度应用,加快档案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转型,推动档案管理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第二,以人才支撑力提升档案事业发展的主观能动力,需要从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入手,重点通过完善职称评定和职业发展机制,激发档案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持续而强劲的智力保障。第三,以产业支撑力提升档案事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力,充分挖掘档案产业链的潜力,不断延伸档案产业链条,打造经济与资源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档案事业发展,打造多元化、专业化的档案服务生态系统,为档案事业注入强劲的市场化动力。 最后,在外向发展层面,扩大档案事业的内外影响。通过增强文化传播力,不断促进档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档案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文化建设。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档案领域应立足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与文化职责定位、把握历史主动,充分释放文化传播的潜力与活力[36];通过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档案事业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彰显档案事业的全球价值。档案机构须立足自身特色与优势,在融入全球治理中贡献专业力量。同时,深入总结中国档案管理实践经验,学理化阐发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实践逻辑,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37] 综上,以“能力建设”为核心谋划“十五五”档案事业发展,不仅延续“十四五”时期“体系建设”的成果,增强其灵活性与适应性,还将深化改革与创新发展,助力档案事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坚实力量。当然,本文提出的档案事业“能力建设”转向及其框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意在为档案事业未来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路径选择,希望能够引起档案学界和业界更多思考与讨论,共同为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计划重点项目“‘十五五’时期全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2024-Z-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贡献说明 徐拥军 :设计论文框架,提出核心观点,修订论文;加小双:撰写论文,提出重要观点,修订论文,本文通信作者 ;王兴广 :参与调研,收集资料,修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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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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